[p]著名作家毕飞宇不仅在国内屡获鲁迅文学奖和茅盾文学奖

辛集历史解密网 2020-07-04 11:15:56

著名作家毕飞宇不仅在国内屡获鲁迅文学奖和茅盾文学奖,作品译到法语和英语之后,甚至还获了西方文学奖,如《平原》获得法国《世界报》奖、《青衣》的英译本于2008年入围英国《独立报》外国小说奖复评名单,《玉米》的英译本推出后,于2011年获得“英仕曼亚洲文学奖”。

小说家的一生

往往得不到常人的幸福

高方(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,以下简称高):根据我了解,你的不少作品已经被译成英语、法语、德语、意大利语等语种,在国际文坛也有了较大的影响,能不能请你谈一下你的作品目前在国外的译介情况?

毕飞宇(作家,以下简称毕): 就我所知道的范围来看,整体而言,中国当代文学在海外的影响力还很有限,比较下来,莫言和余华就显得很突出,我不如他们,这不是我谦虚,事实就是这样。到目前为止,法国,或者说法语是我的第一站,我的作品都是从法语开始的,然后慢慢地向四周散发,一些小语种因为缺少汉语人才,直接就从法语转译过去了,西班牙语和土耳其的版本都是这样。波兰和挪威这样的国家选择的是英语转译。出航率和任务完成率均达到100%到现在为止,我在法国出了六本书,《雨天的棉花糖》、《青衣》、《玉米》、《上海往事》、《平原》、《推拿》,是最多的,其他的语种多少不一。语种大概有二十来个。

高:你和你的作品的英译者葛浩文先生曾经一起讨论翻译问题,你讲到,一个小说家最在意的还是语言的气质问题,最不能接受的是翻译作品改变了自己原本小说的结构和语言风格,改变后“那也许是很好的小说,但它不再是我的”。你是不是很担心你的语言特点在另一种语言中难以呈现?

毕:只要是翻译,就必然存在流失的问题。比较下来,以思想和故事见长的作家流失比较小,语言越是讲究,流失就越大,这个靠常识就可以判断。

我说说我的追求吧,我追求的风格是典雅和纯正,有书面语的特征,也就是说,一方面是自然的,但同时又是“被处理”的。举一个例子,《玉米》和《平原》,写的是乡村与农民,还有口语的元素,但我依旧希望《玉米》和《平原》的语言不要太“原生态”。这么说吧,我不希望《玉米》和《平原》的风格是“乡下人在说话”,而是“作家在写作”、在追求。这并不容易。这里头还有一个语言风格的统一性问题,统一的语言风格可以让作品的内部酝酿出强大的气场,饱满,充满弹性和动感。在我看来,作家所谓的“才气”就在这里。风格一旦不统一,彼此就消解了,作品的气韵一定上不去。这个说起来容易,做起来有多难,只有当事人心里清楚。反正我是不相信天才的,天分要有,主要还是肯吃苦,肯花大力气。力量有了,再让自己保持在风吹草动般的灵敏之中,语言就会听话,按照你的美学感受自行其是。

我并不担心我的语言风格能否在我的作品当中呈现出来,相反,我反而担心这种风格过于强势。为什么呢?因为我要面对更加复杂的题材选择, 如果我的新作不适合我现有的风格呢?这就是一个问题。旗袍好不好?好,风格显著。可是,你让玛丽莲·梦露试试看,她过于饱满的臀部未必合适的。所以,我要面对的不只是风格,还有一个多样化的问题。这需要不断地学习,不断地训练,不断地提高。一个小说家什么时候开始满足了,他就死了。

小说家的一生是得不到常人所说的幸福的,“艺无止境”,这句话是真理,也是一条上吊绳,你迟早要被这句话吊死。

高:你对你的作品在另一个国家的命运在乎吗?

毕:我对我的作品在其他语种的命运一点也不担心。我是一个宿命的人,在大的地方,我相信命运。你知道吗,告诉你一个隐私,很不光彩。我在中国从来不打麻将,可是,我喜欢赌场,尤其喜欢轮盘。轮盘吸引我的是什么呢?你永远不知道那个盘子在什么时候停下来。只有命运才能确定。这个比喻很糟糕,却也能说明问题, 作品翻译出去了,它在哪个点上“停下来”,当事人永远也作不了主。随它去吧。所以我说,我只对可以掌控的事情负责,写,这个我可以掌控,翻,我永远也掌控不了。在命运面前,我就想做一个坏孩子:把事情挑起来,然后,自己再也作不了主。我不可能知道命运的咽喉在哪里,知道了我也扼不住它。

作家与翻译家之遇如同一场“艳遇”

高:2011年4月20日,你和法国东方语言学院的何碧玉(Isabelle Rabut)教授在南京大学有过一次谈话,她是最早接触并翻译你的作品的法国汉学家。她在和你的对谈中,她谈到“最难的是翻译的节奏和音乐感”。你同意这种看法吗?

毕:语言的节奏和音乐感是最难的,这是何碧玉在翻译实践中的切身体会。作为一个“外盲”,我很同意。节奏感和音乐感也是多出来的部分,对语言的信息量而言,它有催化的作用和推波助澜的作用,它可以使语言的信息量疯狂地增长,千树万树梨花开。这一来语言就具备了感染力,可以推动读者的内在,“共鸣“就只这么回事。这正是语言的魅力,也正是文学的魅力。同时,文学翻译的难就在这里,它要求“局部之和”,它更要求“整体”。所以我一直说,文学翻译和“文件翻译”是不一样的,“文件翻译”是翻译,是一加一等于二的翻译,文学翻译是一加一大于二的翻译,骨子里是写作,一种很特殊的写作。

高:我最近收集了一些有关你的作品英译的研究文章,都谈到葛浩文翻译你的《青衣》和《玉米》(包括《玉秀》和《玉秧》)非常成功,他将小说名《青衣》译为The Moon Opera,《玉米》翻译为Three Sisters,对这两个外文的书名的处理,你自己有什么样的看法?

毕:首先我要说,葛浩文的英文翻译是成功的。2011年的 月17日,我获得了第四届英仕曼亚洲文学奖,授奖仪式结束之后,BBC的访问了我,她的第一句话就说,她喜欢《玉米》的语言。由此我可以判断,《玉米》的英文翻译一定是好的。

但同时我也要承认,把《青衣》翻译成《月亮的歌剧》,把《玉米》翻译成《三姐妹》,首创者是法文版。在西方,《月亮的歌剧》几乎是通用的,只有德语采用了《月亮之魂》,意思也接近。我喜欢这个翻译。把《玉米》翻译成《三姐妹》我有点小小的疑义,因为契诃夫有一个《三姐妹》,它在世界文学史上的影响太大了。无论如何,等《玉米》在俄国出版的时候,我一定不会让俄语翻译这么干。如果你正在写一本小说,你会起名叫《红楼梦》么?你不会的。

高:我们都知道,一个好的作家,要是能遇到一个好的翻译家,是他的幸运,如罗曼·罗兰遇到了傅雷,安徒生遇到了叶君健,莎士比亚遇到了朱生豪。从个人的译介情况看,你是非常幸运的一个,总的说来,你的作品的翻译的质量不错。能否请你谈谈你和翻译家之间的交流?

毕:十多年前,许钧教授对我说过一句话:“一个好作家遇上一个好翻译,几乎就是一场艳遇。”在我看来,关于翻译,这句话几乎就是经典语句。我在许多场合引用过许钧教授的话。当然也惹过麻烦。有一个悄悄问我:“毕老师,你也和女翻译有过艳遇吗?” 这让我说什么才好呢。

你看看,不要说外语,就是汉语的内部,我们在“翻译”“艳遇”这个词条的时候差别是多么的巨大。有人看到了内心的契合,有人却看到了两性关系。生活可爱得很呢。

一般说来,作家和翻译家通常来自于不同的国家,也就是说,不同的文明。亨廷顿写过一本书,叫《文明的冲突》,当然了,亨廷顿谈的是别的事情,此处不表。但是,文明与文明的对话是一件困难的事情,这一点是没有疑义的。

翻译要处理的正是文明与文明的关系。这是翻译与义务,也是翻译的价值与意义。误会不可避免。就说《青衣》,在汉语之外,几乎找不到一个和“青衣”相对应的概念。在汉语里,青衣起码包涵了这样几个隐含的密码:女性,已婚(一般说来),端庄,优雅,悲情,痛感。戴安娜王妃完全符合这几个条件,可是,戴安娜王妃是青衣么?不可能是。离开了中国和京戏,青衣是没法谈的。青衣是人物,同时也不是人物,它还包涵了服装、旋律、表演程式、腔调。对汉语之外的世界来说,这是一组神秘莫测的东西,语言学望尘莫及。

但是,一个外国人如果读过《青衣》,了解了筱艳秋这么一个人,她的气质,她的人际,她的性格逻辑和非逻辑,回过头来再谈青衣,一切将会变得感性。在文学面前,感性是重要的,在感性能量的鼓动下,想象就有了翅膀,起码知道往哪里飞。所以,误会和冲突就变得特别有意义,误会和冲突将诱发想象,最终能促成理解。我始终认为,只有艺术、艺术想象可以抵达文明的神秘地带,彼和此都是这样。

我年轻的时候读西方小说,到了性命攸关的要紧关头,小说人物会骂人:“你会下地狱的!”如果你对基督文明没有起码的了解,你会觉得好笑,这有什么呢?人总是要死的,下就下呗。但是,一旦你了解了,你就会知道,这句话太重了,比汉语里“操你祖宗八代”还要重。所以,无论是阅读外来小说还是翻译外来小说,不要轻易怀疑那些好作家,如果你发现他们的作品当中出现了疑问,最好不要从自身的文明出发去想当然,相反,要捉摸对方的思路,这样才能更好地完成文明与文明的对话。

文学经济原地不动

高:你的作品还被译成了其他西方语言,你对你的作品的外译过程是怎么看的?你跟出版社的交流多吗?能谈谈你的作品的外译的途径吗?

毕:我的外译途径很简单,最早是通过南京大学的许钧教授和法国的陈丰博士介绍到法国的,在译介方面,他们两人是我的第一个推手,我永远感谢他们,是他们帮助我迈出了第一步。后来我有了英国的代理人,一切就走上正轨了。2009年,我更换了代理,还在伦敦,是英国的另一家公司。

高:中国文学的译介被认为是中国文学走向世界的必经之路。能否结合你自己的经历,谈谈中国文学译介中存在什么问题?遇到了何种障碍?

毕:鲁迅有一个说法,叫“拿来主义”。鲁迅的意思很明确,对外国的东西,我们要自己去“拿”,不能等着人家“送”,拿来的东西是安全的,有价值的,“送”来的东西往往会带来灾难。

换位思考,其实外国也存在一个“拿来主义”的问题。我觉得我们最好不要急着去送,而是建设自己,壮大自己,让人家自己来拿。什么是“拿”?“拿”就是挑选和比较。这一来就存在一个问题:在挑选和比较面前,你是否承受得住。老实说,在“走出去”这个问题上,我觉得我们有些急,有中国行政思维的弊端。文化交流其实朝阳镇各项工作稳步推进就是恋爱,是两情相悦的事,既然是两情相悦,你就不能死乞白赖地投怀送抱,这不体面。无论是接受还是追求,你既然参与了这个游戏,你就必要遵守“非诚勿扰”这个基本原则。

中国文学向海外输出的最大问题不在翻译,而在缺乏职业的文学代理人。在中国,文学代理几乎还是一个空白。这是一个纯商业的问题。为什么在中国没有文学代理呢?因为文学在中国太贱,它太不值钱,它几乎没有利润空间。一个没有利润空间的事情怎么会有商人去做呢?这么说吧,一个中国的代理人手上有五个中国作家,按百分之十五算,这五个作家的代理费能养活代理人的一家子么?不可能。

中国没有这个行业,很自然,中国就没有所谓的行规。我每年都要签一些合同,有一个词是很扎眼的,“依照国际惯例”。这个词的潜台词是什么呢?是你中国没有“惯例”,即使有,那也是“不启动”的。所以我要说,对不起,我要发明一个词,在“国际文学贸易”中,中国作家是很吃亏的。中国文学价格太低,不只是伤害作家的利益,也伤害翻译的利益。我在中国有许多汉学家朋友,他们一直在抱怨:翻译中国的文学作品“不合算”,价格太低了,再换算成欧元或英镑,你说说,他回国之后能干什么?

中国的经济在高速发展,“文学经济”却几乎原地不动,这是极不正常的。所有的物质都在大幅度地涨价,唯独“非物质”的文学羞答答的。作为一个从业人员,我不会说“文学死了”,但是,即使从经济这个角度去考量,中国文学也是一脸的“贱相”,这是谁也不能否认的基本事实。

(:邵钰杰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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